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上午,李德生名誉校长召集出席光明中医函大第二次分校校长会议的函大顾问,总校、分校的部分领导同志和中直机关党委、国家教委、卫生部、《光明日报》社的领导同志开了座谈会。会上,各位领导同志对函大一年多来的工作做了充分的肯定与热情支持,并对今后工作做了重要指示。现将会议记录摘要如下:李生(光明中医函大学名誉校长):我看关键是首先解决能否办好的问題.许多事情往往是从群众中开始的,一旦搞好了,就说明这个事情是有生命力的,是有基础的,领导就会来总结它的经验,研究解决它的问题.办事情必须从点到线,从线到面逐渐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是为人民服务的,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能为人民办好的事情,就要发动群众把它办起来!是群众欢迎的事情、群众赞成的事情,就一定会办得好。
杨西光《光明日报》社顾问后这个学校有两个重要意义:一个是发展中医事业,四万(学员)是个很大的数字,相当全国几十年的增长率,咱们一下子加了四万,这是发展中医;第二是创造一个适合中医特点的,科学的中医教育的方式,这一点意义很大。
我也管了好多年教育工作。我和一些同志一块研究过中医,搞来搞去搞不清楚,反反复复。我倒希望办这个学校,能真正来个创造、发展,如果这两个意义大家同意的可由分校来讲、学员听录音后,举行解惑答疑,这方法很好。
总校与分校之间,今后要加强信函联系。总校在信件函复工作方面过去漏洞不少,这样就不能起到表率作用。今后这一工作要高度重视,各分校可将信函直接寄给总校各部门负责人(名单略),如不答复,可直接写信给王德厚副校长。
最后谈一下杂志和图书发行问题:杂志准备升格为公开出版物,要求各分校推荐编委,从辅导站推荐通讯员.我们函大三级管理的函授网,是一个很好的中医图书发行网.我们将选择符合函大办学思想的图书,在函大系统内搞征订,解决学员,看书难的问题。
四、几点希望:
1,希望分校领导同志能够认真贯彻领导讲话的精神。
2,希望各分校把办学的积极性化为办学的实际行动。
3,希望总校、分校、辅导站三级管理机构同舟共济.我们有共同的认识、理想、信念和追求,这是我们团结的基础。
4,希望所有参与函大管理工作的同志能像国家女排一样,发扬拼搏精神。
5,希望我们在各级领导、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下,经过辛勤的劳动和不懈的努力,争取光明中医函授大学为振兴中医事业得到社会效益那一天的美好前景早日到来!
《光明日报》社只能给予服务,要指导这个学校就很困难,卫生部要把这事情抓起来。我们不推卸责任,推卸责任我就不来了。
这是我国教育的一个新事物,从来我们把民族文化作为中心,要求发展教育事业,教育部门应该给予承认,我们有这个基础,为什么不给予承认呢?我想不通。哪怕给予初步承认,有些条件下的承认,也可以。《光明日报》社给予服务是没问题的,你们要我们办什么事,我们办。
田景福(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做好光明中医函授大学的后勤,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是中医司应该做的,一年来,我们也接触了函大的一些老师、学生和教务处的同志。总体看来,在这样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报名如此踊跃,说明中医在人民群众中扎了根。最近,我跑了两个省,重点调查基层卫生状况。广大农村不仅需要中医,而且看到中医在那里已经恢复了、发展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这个函大的培养目标是临床中医人才,学员大量来自农村,学好后在当地为农村服务这个方向非常正确!
第二点,我认为函大是不是有生命力,关键是教学质量,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临床实践,不是一个空空的教科书。因此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临床教学,真正扎扎实实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治得了病人。指导学员怎样上临床,怎样按照理法方药去开处方,培养学员的临床技能。第三点,关于学历问题。我们所到之处,大家找我们:学生总感到学了四年总得有个结果。对此,我们都完全理解,光明中医函大办学方向、培养目标比较明确,有一套完整的教学制度、教学计划、管理办法,特别难得的是搞了这么多的分校、面授辅导站,这是符合中医特点的,中医自学考试不是没有考虐到函大,既然有这样一个雄厚的助学基础,我们把你们作为这个助学基础,纳入国家自学考试。国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培养了这么大量的合格的高等中医药人才,是天大的好事!对此,作为卫生部中医司,我们坚决给你们当好后勤,做好服务。今天这个意见带回去,向崔月犁部长汇报,李德生,田景福同志是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他这个意见讲得很好,我们已经办了那么长时间,要坚定信心,团结起来,把函大继续办。
王伯岳(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副校长、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副组长):我们对光明中医函大寄予很大希望,而且肯定能办成功。我们要从积极意义上看,不要从消极意义上看。社会上对我们有不同看法,见仁见智,这并不奇怪,我们有群众,这是最有利的条件;有领导,是更有利的条件,对我个人来说,只要一息尚存,就干下去!对我们教职员工来说,要严格要求自己,今天向李政委、吕校长、王校长汇报,不要光报喜要报忧,究竟有什么困难?如何解决这个困难?(李德生同志插话:要实事求是。)我希望:这次来的各位分校校长把你们的看法都摆出来,这样可以互相取长补短,逐步把我们的思想统一起来!
张海岑(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顾问,河南分校校长):一年来我感到成绩显著,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主要是与上级党和政府以及地方各部门的支持分不开的,同时还有一个基础条件一一就是广大中医界同道和老前辈对这项工作的特别重视,愿意出那不计报酬。刚才田司长讲后全国二五小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仅能补足自然减员的人数,整个中医队伍的人数基本没有什么增长。这样发展下去,中医后继乏人的问题就得不到解决。特别是农村,在乡镇以下,几乎没有正式中医为人治病,缺医少药!县医院与乡医院,一是不出诊;二是上班按时,如遇有重病,不能早请早到,晚请晚到;三是本身中医理论不足经验不多,因而闹出好多乱子。河南是全国第二大省,人口七千五百六十万,光明中医函大在河南省的十六个地市,建立了一个分校、十六个辅导站,并聘请了八十三位教师(其中包括医师、讲师、教授)从事这项工作。一年来讲了五本书,发了六本杂志;面授辅导课最多的达112课时,最少的达50多课时。本来规定一学年辅导220课时,由于教材来得晚,邮递不及时影响完成。但教师们都做好一切准备,教材一到,马上就讲,讲课效果很好,听课者很踊跃!一位48岁即将转业的战士,冒雨从120里外乘车来听课,他说:“我家在农村,祖父、父亲都是老中医。我回家一看,现在仍是缺医少药!我愿为人民服务,不练好这项技术和本领,决不转业回村,不能让祖传中医丧失在我这一代!所以,我决心来学,别说是下雨走120里,就是再苦再累我也要学!”这些学生不是为了文凭,而是要学到技术。一年来,对自编教材的反应也是比较好的,对义务办学也热情,办学的人对中医事业比较热心、专心致志,教师们都能做出自我牺牲,不问冷热充分备课,讲课认真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中医事业!
这次我来开会前一天,接待了十一个学员,大家都关心学校能否办下去?能否办好?是否在他们学完后按照真实情况给以证明?我们建议由《光明日报》社、中医函授大学发起,卫生部、中医局与我们的领导,大家共同协商,想尽一切办法把学继续办好。把发毕业证书的问题尽早解决。王士相(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顾问,天津分校校长),我简要谈四点意见:一是办中医函大方向对头,多层次、多渠道办学,不花国家一分钱,为国家培养人才,有什么不好?这是当前的一种形势。二是中医函大的教学指导思想正确,课程设置合理,都能突出中医特色。当前中医学院的课程设置有问题,如医古文花去很多时间讲古文基础,文章讲完后也不要求背诵或熟读,这样不管再讲多少学时也是无用的孬讲了虚词、动词,之、乎、者、也,用处不大。韩愈、苏东坡没有学过这些,但写出文章来却能传世。讲六百学时的古文基础,写出文章也不能传世,还必须熟读古文。三是群众拥护,热情甚高,在这关键时刻召开这个会,让各位领导听取各地汇报,很有必要,天津塘沽区一位女医生,每次由60多岁的母亲陪着来上课,当天还不能回家。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家三世行医,最大的愿望是能把中医继承下去。天津分校有30多位学员成立了自学小组,讲古文时事先请中学老师辅导,然后再来听课。大家学习热情很高,都希望能把函大办好。
四是目前存在的学历问题关系到函大的前途,建议教育委员会与卫生部、中医司等有关领导一起研究解决,白永波(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副校长),光明中医函授大学是由《光明日报》社发起和主办的,但办学的主要成员是全国几百位名老中医,主要是各省名老中医在办学,实际上是中医界在办学。我校没用国家一文钱,却办了很多事情,全国办了二十七所分校,二百多个辅导站,初步形成了总校、分校、辅导站三级授教有网;双月刊的《光明中医》杂志定期出版;现已出版五种教材,正在印刷中还有五种教材,已能跟上教学的要求;在我校的倡议下,又创办了《中医骨伤科杂志》,现已公开出版:邮局定户一万六千册,开机印数三万册;创办了《中医康复与疗养杂志》;创办了全国骨伤界参加办学的光明骨伤科函授学院,并和国家医药管理局联合举办中药函授学院,目前中医函授大学的在校生有四万四千人,骨伤科函授学院在校生一万人,中药函授学院一万二干人,这仅是一年时间内,没用国家一文钱搞起来的。
我校是函授,不是刊授,而授辅导到人。面授覆盖率达70%左右,除边远地区外,多已覆盖到了。采取分散与结合的教学方法,每周或每月学生都和老师见面。有的分校创造了以学生管理学生的办法,节省了时间和人力,分校没有专职人员,都是兼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在做社会义务工作。光明中医函大的牌子虽大,但很穷,大部分分校领导和总校领导是义务办学,总校每次开会用的茶叶都是吕老(吕炳奎校长)从家里带来的。我校是在一年多来,社会上以营利为目的搞函授大学而把函授的名声搞臭的情况下,坚持办下来的,收费最低.办学人员没有报酬,讲课的报酬也是很低,如别的学院每课时3一5元,而函大多数辅导站每课时只给1元钱,有时还要拖欠。有些地方所用教室由当地党政机关支援,不要钱,所以这是一所大学校,又是一所穷学校。(李德生同志插话:这是一大二穷)一年来,全国中医界对我校非常关注,特别是一些老中医了来北京开会时总要来校了解情况。从我校发展情况来看还是健康的,当然困难很多,李政委曾两次约我谈话,给我出了四个题目:
一是学校目前发展情况如何?
二是得了哪些进展?
三是遇到哪些困难?其中哪些是原已预料到的,哪些是在办学中新出现的?
四是对这些困难打算怎样解决?哪些困难自己能够克服?哪些困难需要商量解决?
从两年工作实践来看,总校与分校的领导班子确实是好的,大家不为名,不为利,真正关心培养中医人才的事业。李政委几次来校听取汇报,两位校长虽都年逾七十高龄,但每次开会都坚持出席。王老(王伯岳副校长)虽在病中,还要把我们召到家中研究同题,他们还分别到各省参加分校会议,十分辛苦。现在的困难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函大还没有得到教育与卫生主管部门的理解,这主要是由于函大本身宣传得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函大办在前,教育部门立的章法在后,使我们许多工作需要协调教育委员会新的规定。这次曾开了两次总校校长会议,就是为了研究如何与国家教委成人教育的要求协调起来。卫生部门的问题,主要是卫生行政部门有点担心,怕背包袱,怕捅漏子。校长会议上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医带徒和中医班曾给卫生行政部门带来一些麻烦,后来这些问题在几十年中陆续得到解决,现在我们必须根据教育、卫生部门的有关规定把这所函授学校办好,并为学员毕业后,能为国家验收找到出路。
第二个困难是有些分校的挂靠单位不够落实。因为总校没钱,房子是租来的,经费很困难,一年收学生50元钱,给分校和辅导站30元,总校留20元钱,其中17元是教材和杂志的印刷费,收学费后印刷费两次调价,每次调价40%,等于印刷纸张费用翻了一番,到目前用于印刷费约70万元,现在感到经费困难,希望能得到领导的理解,使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能够得到公助,如果能得到正规大学的一个零头,就对办学是一个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