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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做学问的辩证法

作者:郑孝昌 浏览: 发表时间:2020-05-13 10:00:00

做学问要懂得一点辩证法,正确地使用辩证法这个武器,才能使我们心明眼亮,取得高屋建瓴之势,才能左右逢源,进退自如。客观事物是两种情况都存在的,强调一面,不及另一面,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在中医科学领域里,同样是不能取得新成就的。

宋代学者陈善在《扪虱新话》里有一段很精辟的话。他说: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知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陈善在这里讲的“出”和“入”是很符合做学问的辩证法的。学习中医,更是如此。能读医书是“入”,能治疾病是“出”,而“入”是为了“出”。既知“入”又知“出”,就可以称得上得尽读书之法了。遍考我国历代名医,都是深知这条出入法的。他们总是先求其所以“入”,后求其所以“出”。故所著书,皆能阐医经之微言,写临证之心得。各领风骚,自标灵采。请看下面诸医家,在治学之道上,是如何继承先贤,启迪后昆的。

淳于意得公乘阳庆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史记·仓公列传》)

华佗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晓养性之术,又精方药,擅长外科,发明“麻沸散”、“五禽戏”。(《三国志·华佗传》)

略论做学问的辩证法

张仲景,灵帝时,举孝廉。博通群书,潜乐道术。撰《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世补斋医书·张机传》)

王叔和仕西晋为太医令。平生雅好著述,乃本黄帝《素问》,秦越人《八十一难经》,暨张仲景、华元化之书,撰《脉经》十卷。阐明脉旨,殆无余蕴。(《医史·王叔和传》)

皇甫谧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之言。著有《甲乙经》、《帝王世纪》、《高士传》、《烈女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晋书·皇甫谧传》)

葛洪为邵陵太守,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著有《抱朴子》内、外篇,《肘后方》。(《晋书·葛洪传》)

陶弘景读书万余卷,善琴棋,工草隶。齐高帝作相,引为诸王侍读,虽在朱门,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为务。撰著《神农本草经集注》、《陶氏效验方》、《药总诀》。(《梁书·陶弘景传》)

孙思邈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撰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旧唐书·孙思邈传》)

王冰笃好医方,得先师所藏《太素》及全元起书,乃大为编次,注《素问》八十一篇。所注排决隐奥,多所发明,于是三皇遗文,烂然可观。又著《玄珠》、《昭明隐旨》三卷。(《古今医统大全》)

李时珍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窥。善医,即以医自居。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著成《本草纲目》五十二卷。又著《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流传于世。(《明史·李时珍传》)

吴鞠通嗜学不厌,研理务精。所著《温病条辨》一书,自温而热而暑而湿而燥,一一条分缕析,莫不究其病之所以生,推而至于所终极。其为方也约而精,其为论也宏以肆,俾二千年之尘雾豁然一开。(朱彬《温病条辨序》)

略论做学问的辩证法

文字是一切学术的基础,做学问得从掌握文字开始。所以古人把文字之学称为“小学”。以上十一子,没有一个不是由“小学”,而“经学”,而“医学”的。中医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在明清以前都是用古汉语记录下来的。我们要继承它,发扬它,必先攻破文字这道关,才能进入这座伟大的宝库。宋代医学家史崧在《黄帝素问灵枢经叙》中说:

夫为医者在读医书耳,读而不能为医者有矣,未有不读而能为医者也。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关于“文”和“道”的辩证关系,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古经解钩沈序》一文中说: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躐等。

戴氏最反对那种离开字、词、句的具体分析而空谈微言大义的浮夸不实的学风。他认为不懂得每个词的含意,便不能懂得每句话的意思,不懂得每句话的意思,便不能懂得全文的意思,因而也就不能真切地了解古人的思想。戴氏总结出这样一个治学公式:“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戴震集》卷十)这里的离词,辨言,指的就是著作的语言文字;闻道,指的就是著作的思想内容。

但是,我们应该十分明确: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观念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语言文字和思想内容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攻读中医的同志绝对不能离开中医的学术思想专从所谓浯言文字的角度去提高阅读古医籍的能力。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医的学术思想,也就不能正确了解中医古籍中的语言。试举《史记·扁鹊列传》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扁鹊曰:“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繵缘,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膀,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藏厥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这段文字,非深于文而又深于医者,是把它解说不清楚的。词义是抽象的。同样一个“道”字,儒家有儒家的“道”,释家有释家的“道”,道家有道家的“道”,医家有医家的“道”,只有正确了解各家的学术思想,才能正确解释各家所使用的“道”字的真谛,也才能在古今聚讼纷纭,模棱两可的地方,裁断是非,决定去取。兹就中医古文中举出数例,借以说明文和医相辅相成的关系。

略论做学问的辩证法

《周礼·天官·疡医》:“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之齐。”郑玄注:“祝当为注,声之误也。注谓附著药。”今人陆宗达先生在《训诂简论》一书中,引崔寔《四民月令》“正月上除合注药”,以证古之“傅药”为“注药”。蜀人张骥以为:郑读若“注”,殊无据,不可从。上古巫、医并存,皆能治病。巫者,祝由而已;医者针砭药石而已。《素问·移精变气论》:“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灵枢·贼风》:“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歧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由而已也。’”肿疡、溃疡、金疡、折疡四疡,证既不同,治亦有异。祝、药、刮、杀四法,分别对肿、溃、金、折四疡而言。肿疡,臃而未含脓血者,古多采用祝法。张对祝字的诠释,兼顾了文理和医理,故其训为长。

《周礼·天官·疾医》:“夏时有痒疥疾。”《辞海》(修订本)在“痒”字条下,注了两个音切,第一个音切读(yang),释义是“一种皮肤不适、引人欲搔的感觉。如:搔痒”。并引上例作为该字条下的书证。这就很值得商榷了。《说文·疒部》:“痒,疡也。”段注:“按今字以‘痒’字为‘癢’字,非也。‘癢’之正字,《说文》作‘蛘’”。这里的“痒”,乃“疡”的通假字,指的是身上的疮疡。《礼记·曲礼上》:“头有疮则沐,身有疡则浴。”郑玄注:“疡,本或作痒。”《尔雅·释训》:“骭疡为微。”郭注:“疡,疮。”《素问·风论》:“故使肌肉愤䐜而有疡。”王冰注:“疡,疮也。’痒和癢在古文中是截然不同的两字。汉字简化后,痒和癢混而为一,今人不辨,多以搔痒的痒义释之。又以疥疮多痒,故《辞海》误以为疥的修饰语。

略论做学问的辩证法

《汉书·苏武传》:“(武)引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煜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唐颜师古注《汉书》,在“蹈”字下未出注,读者多望文生训,以踩、踏等本义释之。《说文·足部》:“蹈,践也。”《六书故》:“蹈,踏也,措足为蹈。”杨树达在《汉书窥管》中说:“背不可蹈,况在刺伤时耶!蹈当读为‘搯’。《国语·鲁语》云:‘无搯’,膺。韦注云:‘搯,扣也’。搯膺,谓叩胸也。搯背者,轻扣其背以出血,不令血淤滞体中为害也。”殷品之先生撰写的《释“蹈”及其它》一文(《医古文知识》一九八八,一期),认为蹈释为“搯”,用于诠释《金匮·五脏风寒积聚病》中的“肝着,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可谓涣然冰释,怡然理顺,无所疑滞了。殷文还进而从字形、字音上论证了蹈通“搯”的道理。

《刘宾客文集·鉴药》:“逮再饵半旬,厥毒果肆,岑岑周体,如痁作焉。”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医古文》注:“岑岑:胀痛,烦闷。”按:“岑岑”,重言形况字。《汉书·孝宣许皇后传》:“我头岑岑也,药中得无有毒。”师古曰:“岑岑,痹闷之意。”《医古文》注据以训此句中之“岑岑”,殊未当。此句中之“岑岑”犹“涔涔”,大汗淋漓貌。恰与下文“如痁作焉”证状相合。《说文·疒部》:“痁,热疟。”段注:“有热无寒之疟也。”《金匮·疟病脉证》:“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瘴疟。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铄脱肉。”全句意为:等到第二次药服,五天后,药的毒性果然发作,全身大汗不止,象患了热疟一样。

文以载道,道以文传。文和医的关系,犹如形神相即,唇齿相依一样,两者不可分离。从文和医的次第来说:文是先导,医是归宿;文是手段,医是目的。唐代医学家王冰有言:“且将升岱嶽,非径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适。”学医的同志要想在中医学术内,升岱嶽,诣扶桑,不借助文字工具,是达不到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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