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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吴又可《温疫论》？
作者：王大淳 浏览： 发表时间：2020-06-15 10:00:00
吴又可《温疫论》是中医温病学中一部重要著作，每一个从事温病理论研究和临床工作的人都应该仔细读。但是，由于吴又可在对疫病的发生、证候的传变，辨证治疗上，和传统的中医理论不尽相同，因而造成人们在阅读和理解上的障碍。下边拟就该书的学术特点，谈谈自己在学习中的体会。
吴又可生活在明代末年，当时，社会动乱，民生凋零，疫病流行。吴氏亲身经历了崇祯辛巳（1641）遍及山东、安徽、河南、河北诸省的疫病大流行，对于这种疫病，“时师误以伤寒治法，未尝见其不殆也。”吴氏通过自己在参与疫病防治中的切身体会，于是“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时所用历验方法”，于1642年著成《温疫论》。正因为该书是根据其临床实践加以总结而成，因而具有鲜明的学术特点，理论朴素、实用，有很高的临床参考价值。
吴氏的学术观点主要有如下四方面：
一、强调特殊的致病因素
吴氏从自己的实际观察出发，在病因学上，对传统的“外感不出六淫”和“伏气化温”说提出怀疑，认为引起疫病流行的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致病因子。他说：“温病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引起疫病流行的异气，又称之为“厉气”或“戾气”，不仅“在岁运有多少，在方隅有轻重，在四时有盛衰”，而且种类很多，其气不一，“众人有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病焉。”然而在一次疫病流行中致病因子却是单一的。
二、病变部位相对稳定
温疫的病变部位是相对稳定的，也就是说致病因子进入人体之后，其停聚部位在一定时期内是固定的。吴氏认为：温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膂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即《内经》所谓横连膜原者也。”
三、症状是邪毒浮越的表现
在症状与疫邪的关系上，邪为本，症为标，症状是邪毒浮越的表现。温疫初起，邪在膜原，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此邪热浮越于经，不可认为伤寒表证”。设有三阳形证，又是因为“其热淫之气浮越于某经，即能显某经之证。如浮越于太阳，即有头项痛，腰脊强；如浮越于阳明，即有目痛鼻干不眠；如浮越于少阳，即有胁痛耳聋寒热，呕而口苦。”若邪气内溃入里，邪在胸膈之瓜蒂散证；毒邪已溃，中结渐开之白虎汤证；或邪传里之中下，心腹胀满，不呕不吐，大便秘，或热结旁流，或协热下利，或大肠胶闭之承气汤证，无一不是邪毒浮越游溢所致。
四、强调病因治疗
正因为吴氏在病因和病机上的特殊看法，在治疗上就体现出强调病因治疗的特点。吴又可说：“因邪而发热，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己。”“但治其证，不治其热，同归于误一也。”在具体治法上，突出如下三点：
1、破除病所：邪气伏藏膜原，内溃而出表入里，见九传之变，表现出多种形证，或三斑四汗而外解，或下后结粪一行，气通而邪热乃去。若“越四五日复发热者，此非关饮食劳复，乃膜原尚有余邪隐慝。这说明膜原伏邪是温疫愈可的关键所在，使邪气速溃，逐离膜原又是治疗中首先应该考虑的。吴氏制达原散，以槟榔、厚朴、草果为主药，以“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之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除伏邪盘踞。三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散，速离膜原。”即是取义于此。
2、祛除邪毒：温疫的症状既是由疫邪所致，故针对病因，祛除邪毒，就应贯穿于温疫治疗的全过程。吴氏认为：“诸窍乃人身之户牖也，邪自窍而入，未有不从窍而出。”“导其邪从门户而出，可为治之大纲。”在使用药物上，有寻求有效药物的倾向。对一个疫病来看，使用处方相对固定。
3、攻下逐邪：温疫的里证，是邪气内溃入里所致，故但见邪气入里之征，即可用大黄下之。吴氏认为：“大凡客邪贵乎早治，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未致危殆，投剂不致掣肘，愈后亦易平复。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温疫但见舌心黄，腹痞满，即可用下，勿拘于下不厌迟之说。“承气本为逐邪，而非专为结粪设也。”“总之，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能早去其邪，安患燥结乎！”
吴又可的这些认识，既不同于仲景《伤寒论》六经辨证体系，又不同于其后叶天士等温病学家所建立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理论，在学术上独树一帜，给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清代以后，形成了包括戴麟郊、杨栗山、刘松峰、余师愚等为代表的温疫学派，分别对不同具有较强传染性的疫病的特殊规律的探讨，蔚为大观。他们在学术观点上，和吴又可都有相似之处。我们在学习《温疫论》以及这些医家的著作时，必须紧紧把握住这些认识上的特点，并用以指导临床，才能取得满意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