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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用（治学）
作者：马有度 浏览： 发表时间：2020-07-06 10:00:00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唐代大诗人陆游的这两句诗极富哲理：要想深入地认识事物，单凭书本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亲自实践才行。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也极力强调把实际知识与书本知识互相印证，既可以检验书本知识是否正确，又可以使实际知识得到更深一步的科学说明。他说：农民熟识田野生物，但不通晓书本的意思；读书人通晓书本之意，却又不识田野之物，所以必须实地观察生物，再对照书本的记载。他的名著《昆虫草木略》就是这样写成的。清人廖燕还把实际知识比喻为“无字书”，用以告诫求学者：要想获得完备的知识，单靠读有字书是不够的，还须到实践中去读“天地万物”这本“无字书”。倘若只读书本，完全不接触实际，那只是“死书”而已，是毫无用处的；只有紧密联系实际，才能把书“读活”，正如鲁迅所说：“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现实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要把中医书籍读活，就必须紧密结合临床实践，学了就用，在应用中再学，效果更好。姜春华就深有体会，他在回忆录中专门写了一节“看病读书结合”，记叙他少壮时看病，凡日间诊过的病人，入夜就查阅前人治验。自己处方治疗无效的，就借鉴前人治法的可取之处，并查考西医对这个病的认识，参照印证。实践使他体会到“在应用时的学习比平时泛泛的学习记忆得更好。”
金寿山也很有体会，他认为要把书读活，必须接触临床，才能体验得真切。例如《金匮要略》讲瘀血病人“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他最初理解为“渴不欲饮”。后来在临床上看到许多肝硬化病人，往往诉说口中粘腻，才恍然悟出，《金匮》说口燥而不说口渴，是言其口中粘腻，并非“渴不欲饮”。
研读医书，不仅在于明理，而且在于指导看病，切忌脱离临床，纸上谈兵。还是金寿山说得好：“临床决不可少，脱离临床的理论是空头理论，即使讲得头头是道，耍的是‘花枪’，中看不中用。”所以，自古以来，著名医家不仅重视博览群书，尤其重视临床实践。陈修园、程钟龄等许多名医都主张白天诊病、夜晚读书，意在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就连清代作家吴敬梓也深明此理，他在《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中写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因为缺乏临床经验，医疗效果必然不高，岳美中在回忆录中就谈过：“我行医之初，靠书本上的一些知识辨病投方，疗效并不高。”因此，古今医家在独立诊病之前，大多先要跟师“侍诊”，就是为了看看书本知识怎样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并吸取老师的宝贵经验。
上海名医丁甘仁，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结合他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已形成一套经过千锤百炼的常规成方，卓有显效。其弟子经过跟师“侍诊”，先吸取老师运用这些成方的宝贵经验，然后再独立诊病，就比较心中有数，临床疗效也能较快提高了。广州中医学院邓铁涛教授在年轻时曾先后跟随父亲及几位不同派别、各有专长的老师实习，收获甚多。例如，他亲见其父使用仲景治产后腹痛的枳实芍药散，治愈一例需注射吗啡方能暂时止痛的产妇，才体会到这个既简单又不属止痛之剂的药散，确有惊人的效果。
当然，临床经验主要还得靠自己在医疗工作中去积累，只有亲身实践，才能把书本知识和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东西。聪明人不仅“听到一次，思考十次”，而且“看到一次，实践十次。”实践的次数愈多，经验愈丰富，人也就愈聪明，正如日本谚语所说：“智慧不是自然的恩赐，而是经验的硕果。”只有经过医疗实践的锻炼，医疗能力才能逐渐增强。光明中医函大响亮地提出“寓医理于临床”的方针，强调就地拜师学艺，早临床，多临床，在临床中去求得真知，在看病中去提高看病的能力，无疑是一条正确的途径。许多名老中医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临床治病，最重要的就是掌握临证规律，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辨证论治的一般规律，一是灵活变通的特殊规律。掌握了前者，才能对常见
对于初临床的中医来说，首先要特别强调“知其常”，打好扎实的基础，切忌好高鹜远，对常见病的一般诊治规律还未掌握，却去侈谈奇难怪症和罕用方药。这样做必然事倍功半，收效甚微。感冒就是常见病中之最常见者，就应从它入手。医学大家秦伯未先生给中医学院的学生专门作了一次“感冒论治”的学术报告。他强调指出：“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做好感冒的辨证论治，甚至只用几种成药应付，或者是不能掌握感冒的一般治疗规律，而偏偏能治温病、伤寒等复杂的病证，都是很难想象的。”
掌握常见病的一般诊治规律，首先要熟练地掌握其基本证型的诊治。例如，感冒和外感咳嗽以风寒、风热为基本证型；泄泻以湿热、伤食、脾虚三型多见；胃痛以虚寒和肝胃气痛二型为多。要处理好这些常见病及其基本证型，又要从浅近的常用方药着手。徐灵胎在《慎疾刍言》中说过：“学问之道，必由浅入深……所谓浅近者，伤风则防风、荆芥；感寒则苏叶、葱头；伤暑则香薷、广藿，疟疾则柴胡汤加减；痢疾则黄芩汤加减；妇人则四物汤加减；小儿则异功散加减。”
临证治病，牢牢掌握一些历代名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名方经过千锤百炼，如能正确运用，疗效甚佳。例如丹溪治病，凡遇气亏者以四君子汤，血亏者以四物汤，痰饮者以二陈汤，湿食者以平胃散，都以四方为主，更参解郁治之，药品不繁，每多中病。然而，使用成方治病，必须切合病情，不可以方试病，拘方治病。贵在根据病情，灵活变通。程钟龄就很善用古方，正如其弟子吴体仁所说：“大抵方药一衷诸古，而又能神而明之。”李聪甫在随师应诊时，发觉其老师很少使用完整的“汤头”，询问其故，老师笑道：“所谓‘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将来，你‘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了。成方与证相合，当可用之。但应知常知变，以方套病，误人深矣。”
要想做到知常达变，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但只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功到自然成。为了缩短这一进程，除了多读古今医案，多观察其他医生的处方得失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和教训。李聪甫说得好：“在实践中，一定会时有所感，时有所得。这些成功或失败的感受都是稍纵即逝的，必须以‘今日事今日毕’的态度记录下来。尤其是疑难病证的处方，要将理法方药一一叙明，并具存根。这样日积月累，自然能受其益。”魏长春在开业行医之初，即遵其师“处方要留方底”的临行所嘱，每诊一病均留方底。在诊余之后，则根据治疗效果随时总结，寻找短处，据此确定下一步的治疗措施，因而进步很快。并为他后来著文写书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总而言之，学习是为了应用，在应用中又能进一步地学习，所以读医书必须结合临床，临床中又要进一步读书，倘能这样，必然进步更快。
